鲁艺与陕北民歌

李苗苗

    大山深沟中隐藏的陕北民歌，因为鲁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时光荏苒，今日，当走出黄土地已经很久的陕北民歌回望所来径，关于鲁艺的记忆，永不可磨灭……

    社会动荡，战火纷飞，这是20世纪前叶中华大地的真实写照。然而，就是这个时期，在苦难中征战的艺术却空前繁荣和兴盛，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一大批开宗立派、堪比古人的大家涌现。在这个最好的黄金时代，陕北民歌的蓬勃发展也开始了。

    虽然历经兵燹战火、朝代更替，但陕北民歌因为摇曳多姿的人性美、自然率直的野性美而长盛不衰。

    “宁叫皇上的江山乱，可不叫咱俩的关系断”“山顶上盖庙还嫌低，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陕北民歌直白地表露着这片土地的果敢。当革命的洪流涌动，古老的陕北群山肃穆、大地幽静，革命，燃起一把火，让陕北民歌蓬勃的热情得以充分展现。

    我们不太好想象，如果不是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抗日的心脏，如果不是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如果没有延安鲁艺文学院的挖掘、搜集和整理，陕北民歌还能不能从中国民歌的海洋里脱颖而出？或者冲出黄土地的时间会不会晚上那么一些？但历史很清晰地告诉我们，没有如果，陕北民歌的搜集、记录、整理、研究和走向辉煌，的的确确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

    我们习惯将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48年3 月离开这段历史称为延安时期。先不论这个时期对中华大地历史前行的作用，单单文艺的辉煌成就就足够让人震撼和感动。

    当陕北大地上迎来那支衣衫褴褛却精神激昂的革命队伍时，就担负起了中华民族兴衰的历史使命。齐聚的革命队伍中，还有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青年才俊和名流精英。而在未来的日子中，还有更多的文化精英正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向着延安行进。

    当陕北民歌对着远方的亲人热情地唱起，这些文艺精英们瞬间被征服了，他们实在难以想象，在这穷山僻壤间，竟有如此天籁横空，他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陕北民歌的零星采集和记录，陕北民歌口口相传的历史开始被改写了。

    此时的毛泽东主席早就意识到，拥有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才能战胜敌人。而他更敏锐地意识到文艺力量在民间的举足轻重。

    193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创立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在延安窄小偏僻的山沟和简陋寒酸的窑洞里，鲁艺成了文化精英们各领风骚各显其能的天堂。作为这所中共最大规模艺术院校的发起人，毛泽东时刻关注着鲁艺的发展，他认定把目光投向民间，才是新文艺发展的方向。陕北民歌真正意义上有组织、有目的地收集，在鲁艺成立一周年之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1939年3月5日，鲁艺音乐系树连、椰波、王莘、安波、天风、铁铭、李焕之等人发起了全国第一个“民歌研究会”，正式拉开了包括陕北民歌在内的民歌采集序幕。此前收集整理的陕北民歌，成为当年民歌研究会编辑歌曲版《陕北民歌集》的主要内容。同年7月，当时民歌研究会负责人之一、鲁艺音乐系教员天风，写成《陕北民歌研究》一文，“陕北民歌”这一概念，也许就是从此时形成的，我们祖祖辈辈漫山二洼地呼吼，终于有了一个闪闪锃亮的名字……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际，气势如虹地发表了迄今为止仍光彩夺目、思想深邃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大家从“小鲁艺”走出，深入社会“大鲁艺”中去，把目光投向民间，“到民间去汲取艺术的营养，到民间去发掘艺术的宝藏”。备受鼓舞的艺术家们自此更加激情澎湃地投身陕北民歌的海洋。

    深入田间地头，走进老乡窑洞中，盘腿和老乡们一起在热炕头攀谈，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的陕北民歌一次次震撼着艺术家们的心。他们欣喜，陕北犹如一座艺术金矿闪闪发光，仿佛永远取之不尽，总能不断带给他们惊喜。著名音乐家马可在其所创作的《你妈妈打你》一文中深情地说：

    在陕北，当你走在山川中的蜿蜒小路上，当你经过农人们劳作的山坡，或是走进任何荒僻的农村，无论到什么地方，你总可以听到老乡们这样唱着他们自己的歌，歌声是那么辽阔悠远，像是山川里永远流不尽的河水；又是那么单纯朴直，充满着农民深刻的情感……当我们能够逐渐地接近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情感的时候，就会体会到这简单的山歌里蕴藏着的迷人的力量，就可以知道他们无时无刻不浸溺于这歌声里，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群众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如何丰富的创造力，而且在这些“豆芽菜”里，我们嗅到了广大人民怎样健康地呼吸，和怎样亲切的淳朴的泥土香味啊。

    能有这样体会的当然不单单是马可一人，陕北民歌的魅力吸引着鲁艺的每个“淘宝”者。据统计，鲁艺曾有两次大规模有组织的陕北民歌采集活动：第一次为1942年2月。受陕甘宁边区政府委托，鲁艺派出由木刻家马达为团长、音乐家安波为副团长的河防将士访问团，去绥德、米脂、葭县和吴堡一带慰问保卫边区、保卫河防的将士们。出发前，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专门召集访问团成员开会，强调收集和整理民歌的重要性。吕骥说：“中国民歌流传了几千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很丰富多样，它记录了各个时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反映了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劳动、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希望。”2月3日，访问团正式出发，所到之处，尽显军民鱼水之情。艺术家们一边演出节目，一边深入群众中采集陕北民歌。采集的方法也很特别，音乐家们先自己唱一些以前收集到的陕北民歌，把气氛调动起来，起先还不好意思开口的乡民们的情绪一下子被感染，就尽着陕北人的大嗓门儿争先恐后地唱起来，一首首婉转明快、如怨如诉的陕北民歌在这样的氛围里原汁原味地唱出来，又一首首被记录了下来。这次访问，除了采集到《走西口》《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揽工人儿难》《打夯歌》《光棍哭妻》和《黑狸猫》等著名的陕北民歌近百首外，张鲁和关鹤童这个组（另一组安波、刘炽去了葭县、吴堡）还慕名前往有“官吹”之誉的米脂印斗乡常石畔村采风，著名艺人常文青（常毛）一曲深沉悲壮、大气雄浑的唢呐曲，让张关二人非常震撼，于是关鹤童用羽调式记下了该曲谱，并由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收入1945年油印出版的《器乐曲选》，后来演化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著名的典礼乐用曲《哀乐》。也就在这一年，利用下乡和工作，刘炽、杜利、李季、李焕之、明明、彭瑛、韦尹、朱仲一、左江、严辰等人，也采集到不少陕北民歌，其中李季和严辰收集记录了数千首陕北信天游，为他们日后分别编辑《顺天游两千首》和《信天游》打下了基础。

    1943年下半年，张庚、田方等率领的以实践《讲话》精神为主旨的鲁艺工作团，来到绥德分区演出和采风。这是当时鲁艺派出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工作团，有张庚、田方、王大化、华君武、张水华、贺敬之、于蓝、张平、唐荣枚、张鲁、马可、刘炽、时乐濛、王元方、丁毅、韩冰、王家乙、林侬、陈克、关松筠、吴梦滨、桑夫、祈春、熊塞声、欧阳如秋、王岚、何洛、蒋玉衡、黄准、李焕之、李刚、关鹤童、孟波、加洛、陈因、彭英、计桂森、陈凡等42人，可谓名家云集，精英尽出。

    当时的绥德分区包括绥德、米脂、葭县、清涧和吴堡五个县，是陕甘宁边区人口最稠密、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工作团队员们与老乡们同吃同住，打成一片，同样是一边演出，一边进行社会调查，收集各种形式的民间艺术，共做调查和采风66次，收集民间歌曲400余首。被誉为“延安夜莺”的唐荣枚，这次仅她一个人就在绥德、米脂采集到著名的《三十里铺》《信天游》《骑白马》《移民歌》《五哥放羊》《卖菜》《掐蒜薹》《小寡妇上坟》等民歌百余首。与此同时，延安联政宣传队、文协宣传队、民众剧团、鲁艺党校等机关学校纷纷组织秧歌队下乡，为群众演出，同时又向他们学习。各团体都搜集了不少秧歌、民歌及民间戏剧音乐材料。

    而据常年致力于陕北民歌研究的学者杨进统计，零星小规模的陕北民歌采集还有：1939年春，作为边区民众剧团音乐教员的李丽莲、马可、庄映和安波随团从延安出发，途经延川、清涧、子长、安定、延长、定边、安边、盐池、安塞、保安（志丹）等十个县（镇），历时一年之久，一边指导慰问演出，一边采集到不少当地民歌。这一年还有时乐濛、薄一平、鹤泉、加洛、李清宇、李鹰航、李焕之、李微含等人在陕北各地搜集民歌，采集到《五哥放羊》《走西口》《迎春揽工》《干哥哥爱我》《打连成》《送大哥》《信天游》《送郎》等数十首。1940年7月，受鲁艺民歌研究会委托，庄映与马可再次随民众剧团赴陇东、三边一带推进群众文艺工作，同时搜集当地民歌。1942年2月，诗人厂民（严辰）在陕北农村体验生活，记录了大量的信天游，同年还有安波、杜利、关鹤童、刘炽、李焕之、明明、彭瑛、韦尹、张鲁、朱仲一、左江等人利用工作下乡机会在边区各地收集民歌，记录了《黄河曲》《秃子尿炕》《想娘家》《蓝花花》《上南坡》等百余首。1942年冬至1947年年底，诗人李季在三边工作，不仅记录了3000多首信天游，还用信天游风格创作了他的成名作《王贵与李香香》。之后的1944年，到陕北各地采集民歌的音乐家和文艺工作者有孟波、刘炽、于兰、公木、唐荣枚、张烈、韦尹、王依群、王一夫、徐徐、张鲁、周云深、张一鸣、白韦、达尼、黄准、何士德、韩明、加洛、李鹰航、林里、李吟谱、刘恒之、马可、彭瑛、瞿维、苏林和王大化等。1945年前后，韩明、刘恒之、孟波、唐荣枚、韦尹、马可、李微含多次利用下乡机会采集陕北民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汇聚如此多的文艺大家、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体，在一个民歌的原发地大规模、有组织地采集民歌，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采集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在近现代音乐史上绝对开了先河，不仅开辟了中国民歌采风收集的新路子，也铸造了陕北民歌的辉煌。1997年，音乐学家乔建中在其《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四十年》中说:“聚集在延安的一大批新音乐工作者发起的民间歌曲收集、整理工作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活动。与往昔那种只记录歌词而不管音乐或只收集大城市的流行小调的做法不同，他们是‘深入到黄土高原的许多偏僻角落，直接从农民的口耳之间完整地记下了一首首动听的民歌’，这是近代史上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全面的（词曲并重）民歌采录活动。它的直接目的是为战争服务（旧民歌填新词），但它的结果却是保存了上千首价值很高的民歌及其他民间音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更全面的收集、整理工作闯开一条新路。”

    当鲁艺艺术家们捧着这些源自民间的“珍珠”，璀璨的光芒让他们欣喜、兴奋，整理出版这些民歌，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最先被编辑出来的是1939年的《陕北民歌集》，这是一本不足百首民歌的油印小集，但对于陕北民歌来说，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历史上第一部陕北民歌歌曲集。在历史的长河里，陕北民歌开始有迹可循，若干年过去，当我们高唱着陕北民歌时，总要由衷地向这些艺术家们表示诚挚的感谢。陆陆续续，内容不同的陕北民歌汇集在各地相继刊印面世：1944年1月，由李焕之、李元庆、杜矢甲、唐荣枚等编的《边区民歌第一集》油印出版；1945年2月，由马可、瞿维整理的大型陕北民间套曲《审录》油印出版；1945年，鲁艺编辑的歌曲版《陕北民歌选》，由延安新华书店公开出版，是有史以来第一本正式铅印出版的陕北民歌集。

    随后，史上第一部陕北民歌文学版出版问世，这部编订于1945年9月的《陕北民歌选》，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编选的第一部民歌选集，汇集民歌406首，附曲调97首，可以说是鲁艺师生在陕北采集成果的集大成之作。除当时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何其芳、张松如之外，程钧昌、韩书田等人也在何其芳的领导下，参加整理工作，由于音乐工作者李焕之、马可等参加记谱工作，故所选歌词还附有曲谱。关于它的首版时间，学界还有争论，但从出版伊始，《陕北民歌选》先后在东北、上海等地多次重印，足见其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1950年9月，何其芳在原书基础上又做了校勘和注释，并撰写了题为《论民歌》的专文作为代序，将书重新出版。深受读者喜爱的新版《陕北民歌选》一再重印，才让广大音乐爱好者得以满足，陕北民歌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因为鲁艺的采录，我们今天才能依然看见：在绥德三十里铺，农民常永昌在油灯下辗转反侧编创《三十里铺》；吴堡的山路上，脚夫张天恩赶着骡子和自己的伙伴向远处眺望，唱出《赶牲灵》的动听声音；在黄河的惊涛骇浪间，船夫李思命对着涛声把《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呐喊……

    除了采集、整理之外，从理论上对陕北民歌的探究也开始启动。天风的《陕北民歌研究》是开山之作，他对陕北民歌的曲调形成及艺术特色进行了较为基础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有吕骥《民歌中的节拍形式》、柯仲平《论中国民歌》、天风《陕北民歌的曲式》（上、下）、马可《你妈妈打你》《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等。我们的陕北民歌，在我们的祖先开始歌唱时，他们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随心所欲地歌唱、倾诉有一天会成为一门艺术，得到艺术家的重视、推崇、研究和推广。艺术家们对陕北民歌的喜爱总是溢于言表，他们大概是被陕北民歌的豪爽大气感染了，总在不自觉地大赤赤地表露自己对陕北民歌的推崇。吕骥，这位第一个奔赴延安的音乐家，鲁艺音乐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全国音协主席，在为同时期出版的《东北民歌选》作序时，让人非常惊讶的是，他的序言用较大的篇幅将东北民歌与陕北民歌进行全面的比较，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东北民歌不如陕北民歌好。”“陕北民歌最特征的两部分是情歌和革命歌，这两部分歌曲，不仅内容深刻，语言丰富、有色彩，曲调亦是简朴有力，坦率情深……”著名诗人何其芳，除领导编辑了我国第一部文学版《陕北民歌选》外，在其撰文的《谈民间文学》《从搜集到写定》以及后来的《论民歌——〈陕北民歌选〉代序》中，对陕北信天游表现生活与情感的自由大加肯定和赞赏，对延安鲁艺的民歌搜集工作予以高度评价。他阐述了自己的重要观点：

    ——民间文学是作家创作的养料，是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参考。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响着悲观的绝望的音调，相反地，应该从这里看到农民对于当时的现实的清醒的认识，并且感到他们的反抗的情绪和潜在的力量。

    ——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或者他们自己的小片土地上，而他们对于现实的观察和理解却达到清醒的程度。

    ——民歌，不仅是文学，而且是音乐。

    徜徉在陕北民歌的海洋，严辰、周扬、陈伯林、马可、艾青、萧三、安波、林山等人纷纷撰写宣传和报道陕北民歌及其作者、歌者的文章。吕骥、冼星海、刘炽、郑律成、张鲁、安波、马可、贺绿汀、江文也等著名音乐家也用陕北民歌风格创作了大量的歌曲，风靡各个解放区。1942年，陕北道情那酣畅淋漓的音调让鲁艺文工团的艺术家感动之余，决定要利用这一音调写出一首歌颂贫苦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新“道情”，于是有了由著名诗人贺敬之执笔，音乐家刘炽改编的《翻身道情》，这首歌曲后来长期被广泛传唱。

    1943年春节，在新年和春节的宣传工作中，鲁艺一反过去只重视大型节目和剧场演出的惯例，而学习和采用了陕北秧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创造了《大秧歌》《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节目，它对秧歌运动的开展，对秧歌剧和后来的新歌剧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年春节，延安文化界劳军团和鲁艺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创作其中的插曲《南泥湾》，不仅由此风靡解放区，更跨越时空在长长的历史河流中经久不衰。

    1945年，由贺敬之和丁毅执笔，鲁艺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成功上演，这部采用了陕北民歌许多曲调的歌剧，是歌剧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曲作者有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

……

    这只是鲁艺与陕北民歌故事中的几朵浪花，大山深沟中隐藏的陕北民歌，因为鲁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时光荏苒，今日，当走出黄土地已经很久的陕北民歌回望所来径，关于鲁艺的记忆，永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