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以学促政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作者:王一 时间:2016-06-22 11:03
古代君主十分注重官员的读书与学习,并倡导建立“学习型政府”,通过对官员的文化培训,达到维护、巩固阶级统治的目的,而这也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
  配备老师讲解经书
  前秦的苻坚不仅是一代尚武帝王,而且还非常注重儒教治国。公元372年,他下诏书:“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老百姓中只要有精通一种经史书籍,或者一项特别技艺的,所在地方政府必须高规格地把他们送到京城去,由中央选拔授予相应官职。同时,还明确规定,岁禄百石以上的官员,若“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立即罢免其官职。如此看来,一千六百多年前的苻坚为了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就开始着力打造“学习型政府”了。
  公元375年,苻坚再次下诏书:要求太子以及高级官员的后代,必须“就学受业”;皇帝身边的警卫部队军官,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具体办法是每二十名官员配备一位讲解经书的老师,“教读音句”。可见,当时官员的文化程度都不太高。但是,苻坚倡导学习文化,是真心要提高官员的整体素质。
  聘请儒士开课堂
  明朝洪武初年,因为功臣以武将居多,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都是个顶个的好汉。但是建国后,一切逐步走上正轨,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度的文治。
  于是,有个叫袁凯的御史就进言:现在大明天下已定,曾立有功勋的将帅大多住在京城,他们以前出身行伍,对于君臣关系之理还不太熟悉。我请求聘请一些精通经书典故的饱学之士,在都督衙门为这些将帅们开讲经史课程,希望经过一番教导,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怀有忠君爱国之心。
  朱元璋对此“深以为然”,于是下令聘请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与诸将说书”,鼓励开国功臣们去学习“事君有道、持身有礼”的文化知识、学习“保全功名”的历史知识,达到“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的效果。
  根据考试,决定升降去留
  古代官员多来自知识分子,不过光从“四书五经”中学来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是远远不够用的。要当好官,还必须时刻学习专业技术性知识,比如法律规定和刑名钱粮之类。
  事实上,古代对于官员有不断学习业务知识的要求,通过制度考核、奖罚惩处,引导官员自觉学好法、用好法。宋太宗时,首创了“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具体做法是:每年对任职期满后的各级官员组织统一“试判”考试,通过提供几则司法案例等材料,要求考生写司法判决书,以考察其是否通晓法令规章。考完后,朝廷根据官员的考试成绩,决定升降去留。明朝官员学法还有全国统编的法律教材,即《吏律公式》。清朝则更为严格,经常搞突击检查。大清司法部长会突然召集干部职工,随便摘出一条法律,要求干部当场默写出来,然后将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报告给皇帝。
  著书立说,书写为官心得
  古代官员不但要学习如何做官,有些官员也将自己做官的心得写成书,公开出版,作为后来者的学习参考书。清朝封疆大吏刚毅任云南按察使时,命人编纂了一部《官场必读》,将各项公文,分类编纂,遍赠僚属,以资辅佐;汪龙庄曾经当过14个官员的幕友(俗称“师爷”),自己也当过知县,官场经验极为丰富,写了一本《学治臆说》,被称为是知县教科书。这些书都是投身官场最好的教科书。当然,有的官员也非常喜欢研读专业性书籍,如宋朝的《洗冤录》,清朝的《宝鉴洗冤录》《刑钱指掌》等,都是有关刑侦、法医、听讼之类的名篇,都流传甚广。

  在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大凡为官一生,致仕(退休)时一般也要刻部稿,企盼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概因古时考量官员的标准,不仅要看其政绩,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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