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陕西省米脂县银州街道东大街小巷子的杜家宅院，一声清亮的啼哭骤然划破陕北米脂的宁静——这便是降生在商人家庭、日后令敌人咬牙切齿的杜焕卿。看着襁褓中这个眉眼澄澈的女婴，父母的心头漫过温柔的期盼，为她取名“明峰”，盼她能如黄土高原上的山峁般，稳稳立世，一生平顺无虞。谁也未曾想过，二十二载春秋流转后，这个自幼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姑娘，会以“鸣凤”为化名，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阴森的囚牢里，用生命发出震撼人心的最后啼鸣。

米脂女子高等小学的课堂上，当先生讲到“妇女解放”四个字时，杜明峰的眼里瞬间亮起灼人的光——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这四个字将化作她短暂一生里熊熊燃烧的火把，照亮前路，也燃尽自己。

彼时的陕北，多数女子的脚上还缠着长长的裹脚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像一道沉重的门闩，死死锁着深宅大院里那些黯淡的光阴。可杜明峰偏要撞开这扇腐朽的门。三民二中的校园里，她和尤祥斋、张惠敏等一群进步女生，常常聚在老槐树下，把《新青年》上那些振聋发聩的文章抄在粗糙的麻纸上，趁着沉沉夜色，将它们贴满城墙的每一个角落；庙会戏台旁，她挥毫写下“男女平等”的标语，字迹工整得如刀刻一般，转身又换上演出服，伴着《国际歌》的旋律翩然起舞，裙摆扫过围观者满是惊异的目光，将新思想的种子悄悄播撒。

母亲曾摔过她藏在箱底的进步刊物，父亲红着眼怒斥她“辱没门楣”，巷口的三姑六婆见了她，总会啐一口“疯丫头”。可这些，她听过就忘，像抖落衣角沾染的沙尘般毫不在意——心里的火苗正旺，哪顾得上这些冷言冷语的吹拂。1929年，她攥着入团申请书的手微微发抖，宣完誓的那一刻，悄悄把“杜明峰”三个字藏进心底。从此，她是“鸣凤”，要为心中的信仰啼出血来。不久后，她举起右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拳头攥得那样紧，仿佛握住了整个民族的未来。

1931年的秋夜，陕北特委的油灯下，同志们急得直搓手——派往平津汇报的代表，还缺一大笔路费。杜焕卿（此时已常用此名）揣着心事摸黑回家，从家里取走一百块银元，借着窗棂透进的清冷月光裹紧布包，指尖触到银元冰凉的花纹时，心口却烧得滚烫，那是为信仰奉献的热忱。

再后来，她的学费、衣物、首饰，一件件陆续消失了踪影。换来的钱，化作了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同志们的药费、进步刊物的印刷费——最终都成了滋养革命的养分。

1932年风声日紧，榆林女子师范的课桌前，课本还摊着未合的页角，反动军队的刺刀已逼近校门，寒光刺目。全城张贴的通缉令上，她的名字赫然在列。9月，她乔装打扮，换上打补丁的粗布男装，混在拥挤的逃难人群里，辗转来到北平，中华中学的课堂成了她新的战场。

同年冬与赴北平汇报工作的陕北特委联络员毕维周——那个同样为革命奔波的青年，结为革命伴侣。他们在北平租住的小屋，墙上的《北平地图》看似寻常，其实街巷交汇处的红圈都是接头点；枕头下的油纸包里藏着情报，字是用米汤写的，要蘸着碘酒才会显影。有时毕维周半夜回来，她会端出温在灶上的小米粥，两人就着昏黄的油灯，把这个“家”过成了最隐秘也最坚固的战场。

1933年5月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哐当”一声巨响，门板被枪托撞得粉碎。叛徒缩在宪兵身后指认时，杜焕卿正和战友交换情报。她几乎是凭着本能，左手飞快地将情报揉成纸团塞进嘴里，右手同时往窗边推了战友一把，眼神里的急切像火星般迸射——后窗下有棵老槐树，能藏人。

宪兵队的刑房里，烙铁烧得通红，竹签浸在刺骨的盐水里。当竹签刺进乳头的刹那，她疼得浑身弓成虾米，冷汗浸透了囚衣，却死死咬着嘴唇，血珠从嘴角渗出来，硬是没哼一声。敌人以为年轻女子的骨头软，可他们不懂，米脂的姑娘，骨头里掺着黄土高原的砂，碾不碎，砸不烂，有着钢铁般的坚韧。

从北平宪兵三团到南京宪兵司令部一号牢房，铁镣磨破了她的脚踝，留下一圈深褐色的疤。她在墙上用指甲划“共产党员”四个字，划了又划，直到指尖渗血，字痕深深嵌进砖缝里，像给这冰冷的墙，刻上了滚烫的印记，那是信仰的温度。

她身怀六甲在狱中艰难生下婴孩，谁知孩子夭折竟引发中风，病情垂危。敌人想借丧子摧垮她，狞笑逼问“招不招”？她抚着空怀落泪，抬头时声音嘶哑却如钢铁：“不知道。”最终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

1934年的南京，冬天来得格外早。冷雨敲打着牢房的铁窗，发出沉闷的声响。22岁的杜焕卿躺在草堆上，呼吸渐渐微弱。她终究没能等到陕北的红旗漫卷黄土高坡，没能看到自己写在传单上的“解放”二字，如种子般在大地间生根、发芽、生长。

如今，南京雨花台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她用过的毛笔静静陈列，笔锋间仿佛仍凝着当年抄传单时的千钧力道；米脂县博物馆的“妇女史展”上，她的事迹被一遍遍讲述，听者眼中总泛起潮意。那个曾被斥为“疯魔”的姑娘，早已化作米脂山上的风、黄土高原上的光——风过处，是她未竟的《国际歌》余韵；光落处，是她用生命守护的、如今繁花似锦的人间。

 鸣凤虽逝，啼声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