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此前，毛泽东同志与师哲在杨家沟这座中西合璧的“新院”中，展开了一场党史上著名的对话——“新院对”，毛泽东抛出“四个敢不敢”的时代叩问——“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共产党人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这场对话上承1945年延安“窑洞对”，下启1949年西柏坡“赶考对”，构成党探索执政规律“价值引领—能力锤炼—作风固本”的完整闭环，是党从“农村革命”向“城市执政”转型的精神纽带与智慧桥梁。十二月会议以“新院对”的思想叩问为逻辑起点，毛泽东同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直面“敢不敢胜利”的信念之问，破解“如何使政策策略全面走上正轨”的实践之题，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维度勾勒出新中国的清晰雏形。

　　此次会议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提供了战略指导，标志着中国革命从“破旧”到“立新”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杨家沟考察时感慨：“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在这里就能找到答案。”这答案既藏于十二月会议的战略擘画，更蕴含在“新院对”的使命担当之中，为新时代“赶考之路”埋下了精神伏笔。

　　军事转型：

　　回应“敢打善守”之问，筑牢赶考根基

　　“新院对”中“敢不敢进攻大城市，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的三连问，直指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转型的紧迫课题。 1947年，中国革命迎来历史性转折：3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经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基本稳住陕北战局；7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拉开战略反攻序幕；11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杨家沟，这座“转战陕北取得光辉胜利标志点”“走向全国胜利出发点”，成为革命转型的决策中枢。

　　解放战争之初，我党军事力量处于劣势，但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方针指导下，人民军队成功粉碎国民党全面进攻。面对重点进攻，党中央转战陕北运筹帷幄，部署“三军配合、两翼牵制”战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陈谢兵团分路挺进，西北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牵制敌军，成功调动国民党南线90个旅的兵力，迫使敌军转入分区防御，彻底丧失战场主动权。

　　到十二月会议召开时，战争天平已倾斜我方，人民解放军机动作战兵力首次超过国民党军，装备水平通过战场缴获实现质的飞跃。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宣告：“二十年没有解决的战争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会议提炼的“十大军事原则”，从“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到“不打无准备之仗”，构建起正规战、攻坚战的系统化战术体系。 1948年，济南战役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用实践回答了“新院对”的军事之问，为“赶考之路”筑牢了军事根基。

　　土改筑基：

　　践行“敢担责任”之诺，夯实赶考支撑

　　“新院对”第四个“敢不敢负起责任来”的追问，直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初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村是我党生存发展的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需求是赢得民心的关键。 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提供了战斗纲领。

　　土改推进中暴露出“夹生饭”、“左”“右”倾向交织、基层党组织不纯等问题，考验着党的治理能力。十二月会议结合杨家沟土改试点经验，明确“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的总方针，划定“不得损害中农利益”的底线，纠正“平均主义”“唯成分论”等错误。杨家沟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务实举措，既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又保护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成为践行“新院对”为民担当的生动样本。

　　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翻身得地，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口号下，华北近100万、东北160多万、晋冀鲁豫30万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各地农民筹措粮草、组建支前队伍，孟良崮战役有92万民工支援，淮海战役支前民工达543万人。这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根基，让农民成为主人，既赢得了最广大农民的拥护，又以实际行动回应了“新院对”的责任之问，为“赶考之路”夯实了群众基础和物质支撑。

　　统战聚力：

　　凝聚“共治共享”之心，拓宽赶考格局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新院对”的执政智慧核心在于凝聚最广泛的革命力量，为“赶考之路”汇聚合力。 1947年，革命变局的核心是“作战方式（分散游击→集中攻坚）+执政角色（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双重转型，团结各阶层人民成为必然要求。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贪污腐败、撕毁协定、挑起内战，丧失民心，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全国工人罢工、民族资产阶级绝望转向，形成了反蒋浪潮。

　　毛泽东同志敏锐把握时局，在“新院对”中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十二月会议上，他强调“没有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明确统一战线要“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此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涵盖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等广泛力量，比以往更为巩固。

　　会议规范统战政策：明确“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纠正土改中冲击民主人士的“左”倾错误，坚持“三三制”政策；为民主人士李鼎铭举行隆重追悼会，彰显团结诚意。这些举措推动各民主党派认清国民党本质，1948年民盟恢复总部明确“联共反蒋”立场，民革成立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形成“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强大政治合力，为“赶考之路”拓宽了格局。

　　蓝图绘就：

　　作答“建国立制”之题，明晰赶考方向

　　建立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目标，也是“新院对”“敢负执政责任”的终极体现，更是“赶考之路”的核心方向。从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到中共七大“联合政府”主张，我党在执政中不断探索政权建设路径。随着解放战争胜利推进，“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命题被提上日程。

　　十二月会议首次将新中国顶层设计提上议事日程，重申“打倒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与此前联合政府不同，此次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不再包含蒋介石集团，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和进步力量组建，明确了我党在未来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会议确立“工农商学兵联合专政”的国体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为新中国政治建设指明方　向。

　　经济领域，会议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既回应不同阶级利益诉求，又构建了新中国经济体系基本框架。杨家沟时期，党围绕三大纲领开展实践探索，为全国执政积累宝贵经验。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杨家沟首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概念，使新中国轮廓从朦胧想象变得清晰可见，完成了从“敢不敢执政”到“如何执政”的思想跨越，为“赶考之路”明晰了具体方向。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向何处去”是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无数仁人志士未能找到正确答案，而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的杨家沟给出了回应。“窑洞对”确立“人民监督政府”的价值根基，回答了“执政为了谁”；“新院对”以“四个敢不敢”锤炼执政能力，解决了“执政凭什么”；“赶考对”强调“两个务必”校准执政作风，聚焦“执政后如何守得住”。三者一脉相承，十二月会议则成为“新院对”思想叩问的实践答卷，构建起“思想—政策—实践”的完整闭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杨家沟的“新院对”与十二月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历史财富，更是新时代“赶考之路”的精神滋养。今天，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继续传承“新院对”中“直面问题、敢破善立、勇担责任、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继续汲取十二月会议实事求是、系统谋划的实践智慧。

　　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焕发新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在新时代的“赶考之路”上续写新的胜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