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明（1908—1935

 任文明，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姬岔乡(今桃镇镇)新尚沟村。早年就读于桃花峁高级小学(鼎铭小学)，在校期间曾领导米脂县桃镇高小学生驱逐顽固守旧的教师，组织成立学生自治会。在学生会的引领下，反对封建礼教的浪潮在校园里兴起，青年学子们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这股敢为人先的斗争声浪传遍陕北乡野，引起了陕北革命先驱李子洲的关注，他随即从绥德师范选派共产党员姜鹏腾前往桃花峁高小任教，既引领学生的斗争方向，又协助学生会完善工作机制，更推行了一系列革新举措——以白话文授课替代晦涩古文，同步开设平民夜校、用说书等通俗形式向村民宣传革命思想，在课堂上传播革命真理，深入乡村开展社会宣传，还秘密组建读书会，组织进步学生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论》《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这些书籍多由李子洲等人创办的共进社翻印传播，是当时陕北青年接触革命思想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在校园传播。

1927年3月，在姜鹏腾等共产党员介绍下，任文明在姬岔村旁的菩萨庙内庄严地举行了入党仪式，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他目光坚定，语气铿锵：“我一定要做党的坚强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不久后，当地第一个党支部正式建立，姜鹏腾担任书记，任文明出任宣传委员。为方便开展革命工作，他与同志们动手，将学校戏台后方的化妆室改造为秘密图书馆，夜晚便驻守在此，通宵达旦地推进党的工作、发展新党员，其间先后吸纳10余名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桃镇支部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27年夏天，桃镇区委成立，任文明担任区委宣传委员，自1928年起接任区委书记；1934年，他又肩负起中共米东第二区委员会书记的重任，在陕北大地持续深耕革命根基。

 1935年5月，革命形势逐渐向好，组织决定调任文明到陕北特委学习深造。学习结束后，他临危受命，担任赤安（今志丹县）县委书记，奔赴新的革命战场。然而，就在他履职不久，“左”倾路线的狂风席卷陕北革命根据地。当年7月，“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大搞肃反扩大化，以“莫须有”的罪名随意捕人、打人、杀人，任文明也被诬陷为“反革命”，关进了阴暗潮湿的牢房。面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残酷刑讯逼供和无情拷打，他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手指被马尾绳子勒得肿胀如橡皮管，却始终坚守信仰、宁死不屈，从未吐露半句有损革命的话语。

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及时挽救了濒临危局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也为蒙冤同志带来了平反的曙光。1935年11月下旬，刚刚走出牢房的任文明，不顾身体的严重创伤，立刻投身到紧张繁忙的革命工作中。12月初，一则紧急消息传来：县上一支游击队暗中勾结旦八寨（属志丹县旦八镇管辖）的敌人，正密谋叛变。任文明得知后心急如焚，当即决定亲赴游击队驻地了解情况、挽救危局。同志们看着他遍体鳞伤的模样，尤其是被酷刑折磨得变形的手指，又心疼又担忧，纷纷劝他另派他人前往。但任文明坚决不肯，他深知这支游击队是千辛万苦才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它被敌人拉拢腐蚀。尽管明知此行凶多吉少，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代价，这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仍暗下决心：必须亲自前往劝阻，一定要把这支队伍拉回革命的正轨。

 经过周密筹备，任文明带领军事部长、旦八区委书记赶赴游击队驻地。抵达后，他们首先找到游击队长和政委，任文明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推心置腹地劝说：“革命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难免历经曲折，但胜利的曙光终会到来，前途必然光明。坚持革命斗争是光荣的，向敌人投降则是千古可耻的行径！如今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来到陕北，革命方向已明确，革命的力量必将迅速发展壮大，咱们可不能在这关键时候走错路啊！”在他的真诚感召和耐心劝说下，游击队政委的思想逐渐转变，打消了投敌的念头。可那位游击队长早已被敌人许诺的官职与金钱冲昏了头脑，执意要投靠敌人。见此情形，任文明当机立断，指示政委集合队伍，试图稳住局面。游击队长见阴谋即将败露，立刻下令手下缴械。危急关头，军事部长果断掏枪先发制人，却未能击中要害。叛军见状一拥而上，将任文明、军事部长与旦八区委书记三人捆绑起来，把他们当作向敌人投降的“进见礼”，当天便押往旦八寨子。

 夜幕降临，旦八寨的牢房里寒气逼人，敌人对任文明三人展开了新一轮的刑讯逼供，妄图从他们口中套取赤安县县委和红军的机密。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与残酷折磨，任文明怒目圆睁，厉声斥责：“死了你们的贼心！我们是共产党员，绝不背叛信仰，你们的可耻目的永远也达不到！你们盘踞的这土围子，迟早要被人民群众彻底刨掉！”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便气急败坏之下，于1935年12月9日将任文明、军事部长、旦八区委书记三人残忍杀害在洛河滩上。这位将青春与热血全部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27岁。他的鲜血洒在洛河滩上，也融入了他深深眷恋的黄土高原，其革命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前行。

 (本文核心史实参考《志丹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