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院对”源自 1947年11—12月毛泽东与师哲在米脂杨家沟“新院”的 “四个敢不敢”对话，是中国革命战略转折期的重要思想成果。本研究通过历史语境分析与概念谱系对照，揭示其概念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多元价值。研究表明，“新院对”延续“党史六对”命名传统，与“窑洞对”“赶考对”构成中国共产党执政智慧三部曲，填补了1947年战略转型期思想准备的研究空白，构建“空间—思想—实践”三维研究框架。其蕴含的“敢于突破、担当、自省”精神，为新时代破解发展难题、推进自我革命提供精神动力。该概念兼具史料补白性、理论创新性与现实赋能性，对党史研究、干部教育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主题词 新院对；四个敢不敢；党史六对；执政智慧；精神传承

引言

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党史六对”作为重要的概念体系已被学界广泛认可，包括“荷树对”“洞前对”“枣园对”“甲申对”“窑洞对”和“赶考对”。然而，随着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个新的概念——“新院对”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一概念源于1947年11月底至12月初，毛泽东同志与师哲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新院”涉及“四个敢不敢”的历史之问。

“四个敢不敢”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这一历史对话发生在中国革命的关键转折期。1947 年夏秋，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标志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同志向师哲抛出的“四个敢不敢”，字字千钧，直击革命转折期的核心矛盾。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将“四个敢不敢”总结成“新院对”这一概念创新的意义。通过对其历史价值、理论逻辑、现实意义的多维分析，揭示这一概念创新在党史话语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和时代价值。  

一、“新院对”概念构建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 

1.1历史语境：革命转折期的思想准备 

“新院对”的历史语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947 年 3 月，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7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战略反攻序幕；11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机关进驻杨家沟—— 这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最后一站，被称为“转战陕北取得光辉胜利的标志点” 和“走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在新院期间，毛泽东同志正酝酿起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份将在十二月会议上通过的纲领性文件，需要回答“革命下一步怎么走”的核心命题。“新院对”的四问，正是这份文件的“思想胚芽”——它以“敢不敢”的追问，倒逼党直面自身能力的“转型”，也让“新院”这个空间，成为革命从“破坏旧世界”向“建设新世界”过渡的“思想实验室”和“精神标识”。 

1.2 空间象征：中西合璧的隐喻意义 

“新院”本身具有独特的建筑特征和象征意义。不同于井冈山的荷树下、延安的土窑洞，“新院”是当地绅士马醒民于1939年建造的宅院，其建筑格局极具象征意义：主体为陕北传统窑洞（共11孔），但采用砖木混合结构，院落铺设青砖，正房设西式花窗，中西合璧的窑洞建筑兼具“农村根据地的厚重”与“城市建筑的规整”，仿佛是“农村根据地” 与“城市政权”的隐喻衔接。 

这种“过渡性空间”的特征，与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任务高度契合。长期以农村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城市攻坚战、正规战的新要求？如何从领导农村革命的政党向执掌城市政权、治理全国的政党转型？“新院”的建筑特征成为这种历史转型的物质载体和空间隐喻。 

1.3 概念创新的逻辑基础 

将“四个敢不敢”总结为“新院对”，这一概念创新具有深刻的逻辑基础。首先，它延续了“党史六对”的命名传统，都以对话发生的地点作为概念标识，如“荷树对”（井冈山黄洋界荷树下）“窑洞对”（延安窑洞）“赶考对”（西柏坡）等。 

其次，“新院对”与“窑洞对”“赶考对”在精神内核上高度同频。从“荷树对”到“赶考对”，再到“新院对”，贯穿始终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直面问题、实事求是、担当使命”的精神品格。而“新院对”的独特性，在于它将这种品格聚焦于“转折期的自我突破”，成为党史对话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转型篇章”。 

再次，这一概念创新体现了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种“转折点”的判断，背后是“新院对”蕴含的精神支撑。  

二、“新院对”概念创新的多重意义分析 

2.1 凝练精神标识：构建党史对话的新符号 

将“四个敢不敢”升华为“新院对”，首要意义在于凝练了一个新的精神标识。这一概念形成与“窑洞对”“赶考对”呼应的党史对话符号体系，让战略转型期的精神内核更易传播与铭记。 

“新院对”的精神内涵体现在三个层面：

敢于突破的勇气：打破“游击战万能”的思维定式，承认“正规战、攻坚战是新课题”，并通过军事训练、战术研究主动补齐短板。这种突破精神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从熟悉的农村游击战模式转向陌生的城市攻坚战模式，从运动战转向阵地战，从分散作战转向集中作战。 

敢于担当的魄力：不回避“治国理政的风险”，直面“四亿人吃饭”的民生难题，通过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切实回应群众需求。这种担当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执政责任的清醒认识和主动承担，展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意识。 

敢于自省的清醒：在胜利前夕不骄傲自满，以“敢不敢”的追问保持忧患意识，为后续“赶考对”中的“两个务必”埋下伏笔。这种自省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保持着清醒的战略判断。 

将“四个敢不敢”总结为“新院对”，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精神的传承——它让我们记住，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来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以清醒的思考、坚定的担当、务实的行动，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敢”出来的、“干”出来的。 

2.2 聚焦核心矛盾：精准诊断历史转折期的关键问题 

“新院对”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在于聚焦了历史转折期的核心矛盾。以“对”的形式凸显“敢不敢”的追问本质，精准锚定军事转型、执政准备、自我革命的三重关键命题，直击历史关头的核心考验。 

军事转型维度：“敢不敢进攻大城市？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这三个“敢不敢”直接指向军事战略的根本性转变。自井冈山时期起，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擅长“避实击虚”；而1947 年的形势要求解放军必须具备攻克大城市、打赢攻坚战的能力。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等后续实践证明，正是“新院对”中“敢攻、敢守、敢打正规战”的思考，为“十大军事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思想雏形。 

执政准备维度：“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这一追问本质上是党对自身角色转变的清醒认知——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仅是身份的变化，更是责任的跃升。在新院，毛泽东同志多次与身边工作人员讨论“进城后如何管理城市”“如何保护民族工商业”“如何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这些讨论与“四个敢不敢”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党早期执政思路的“思想拼图”。 

自我革命维度：最深刻的是，这组叩问中蕴含着“打破路径依赖”的勇气。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让“根据地思维”“游击战思维”成为一种习惯，而“新院对”的价值，就在于主动打破这种习惯——不回避“打大城市可能面临的牺牲”，不畏惧“守城市可能遇到的治理难题”，更不推卸“治国理政可能承担的风险”。 

2.3 填补研究空白：拓展党史研究的新维度 

将“新院对”纳入党史对话谱系，是近年来对转战陕北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其突破性体现在三个维度： 

史料挖掘的“补白性”：毛泽东与师哲在新院四个敢不敢的对话，首次完整还原了“思想—政策—实践”的链条，填补了“1947 年战略转型期思想准备”的研究空白。“新院对”的发现，使我们得以看清中国共产党从“农村革命”向 “城市执政”转型的“思想关节点”，其史料价值不亚于“窑洞对”的发现。 

研究视角的“创新性”：传统党史研究多从“事件史”“政策史”角度解读杨家沟时期，而“新院对”的提出，构建了“空间—思想—实践”的三维研究框架——空间维度：“新院”的建筑特征成为“农村向城市过渡”的隐喻，为解读历史提供“物质载体”；思想维度：“四个敢不敢”的追问成为 “战略转型”的思想标识，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的认知；实践维度：济南战役、土地改革等实践成为“思想落地”的验证，形成“理论—实践”的闭环。这种视角创新，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微观对话折射宏观历史”的新范式。 

2.4 丰富话语体系：推进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新院对”概念创新的第四个重要意义在于丰富了党史话语体系。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原创性概念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基石。当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系统梳理标识性概念的科学内涵与逻辑边界，并厘清概念与原理的层级关系，从而构建一个层次清晰、结构严谨的概念系统。

“新院对”的提出，不仅是对“党史六对”概念体系的扩容，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进一步完善。这种概念创新体现了在“打通党史与党建”中创造新概念的思路，善于从丰富的党的建设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并通过严格的学术化提升，使其成为具有科学性、实践感的概念资源、分析工具。 

从学术创新的角度看，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总结实践经验，更要通过“元理论”构建形成原创概念体系。“新院对”正是这种“元理论”构建的有益尝试，它通过对历史对话的概念化提炼，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认知框架。 

2.5赋能当代实践：历史智慧与新时代精神动力的双向贯通

“新院对”概念创新的重要意义，在于搭建起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既让革命转折期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当下破局的实践动力，更能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持久的精神滋养与行动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的生成过程是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过程，历史智慧的价值最终要落脚于“改造世界” 的现实实践。“新院对”所蕴含的精神，与新时代“新赶考” 之路面临的挑战形成深刻历史呼应，其现实赋能体现在三个维度：

破解发展难题的实践指引：面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任务，需传承“新院对”中“敢打攻坚战”的突破勇气，打破技术依赖的路径依赖，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主动亮剑、攻坚克难，正如当年党突破游击战思维定式、攻克城市作战新课题一样；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需秉持“敢闯敢试” 的创新精神，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束缚，探索绿色低碳、质效并重的新发展路径。

践行初心使命的价值锚点：面对“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需延续“新院对”中“敢担民生责任”的初心，直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通过精准施策、久久为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与“窑洞对”“洞前对”所彰显的“人民至上”理念一脉相承；面对复杂多变的民生需求，需保持“不回避、不推诿”的担当魄力，切实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推进自我革命的精神支撑：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层次挑战，需秉持“新院对”中“敢破路径依赖”的清醒，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和思维定式，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面对执政环境的复杂考验，需传承“敢自省、不骄满” 的政治智慧，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正如“赶考对”中“两个务必”的警醒，在新时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这种双向贯通的价值，让“新院对”超越了单纯的历史概念范畴，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它既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敢闯敢干”的实践智慧，也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提供了“对标对表”的精神标尺，真正实现了历史经验向现实动力的转化。

三、“新院对”与“党史六对”的比较研究 

3.1 历史脉络的承继关系 

为了更深入理解“新院对”概念创新的意义，有必要将其置于“党史六对”的整体框架中进行比较分析。“党史六对”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的6次重要对谈：“荷树对”（1928年），井冈山黄洋界荷树下，毛泽东与红军战士关于“革命者要站得高、看得远”的对话；“洞前对”（1929年），闽西苏家坡圳背岩洞前，毛泽东与邓子恢关于“领导者的任务是什么”的对话；“枣园对”（1942年），延安枣园，毛泽东与陈云关于“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对话；“甲申对”（1944 年），毛泽东与郭沫若就《甲申三百年祭》的书信对谈；“窑洞对”（1945年），延安窑洞，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赶考对”（1949年），西柏坡，毛泽东与周恩来关于“进京赶考”的对话；“新院对”（1947年）在时间序列上位于“窑洞对”之后、“赶考对”之前，处于中国革命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关键时期。这种时间上的承继关系，使其在党史对话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3.2 精神内核的内在联系 

从精神内核看，“新院对”与“党史六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直面问题、实事求是、担当使命”的精神品格。但“新院对”的独特性在于它将这种品格聚焦于“转折期的自我突破”，成为党史对话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转型篇章”。

与其他“对”的比较： 

与“荷树对”相比：1928 年“荷树对”中，毛泽东鼓励战士“站在井冈山，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打破了“局限于根据地”的短视；1947 年“新院对”中，“四个敢不敢”则打破了“局限于农村游击战”的思维定式，将目光投向“解放全国、建设新中国”的长远目标。前者是“革命低潮期的信心引领”，后者是“革命高潮期的清醒思考”。 

与“窑洞对”相比：1945 年“窑洞对”中，毛泽东直面“历史周期率”这一执政根本问题，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答案；1947 年“新院对”则直面“革命转型”这一发展根本问题，以“四个敢不敢”明确突破方向。前者是对“如何长期执政”的提前谋划，后者是对“如何实现执政”的当下突破。

与“赶考对”相比：1949 年“赶考对”中，毛泽东警示全党“决不当李自成”，强调“两个务必”；1947 年“新院对”中，“四个敢不敢”本质上是对自身能力的“自我拷问”——“敢不敢”的背后，是对“会不会”的清醒认知，是对“能不能”的持续提升。前者是“胜利后的警醒”，后者是“转折期的自省”。

3.3 历史价值的独特定位 

“新院对”在党史对话体系中的历史价值体现在：

填补了思想空白：它填补了革命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思想空白，成为党史话语体系中承前启后的“转折密码”。 

展现了战略思维：“新院对”展现了毛泽东在革命转折关头的战略思维和前瞻眼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思想准备和理论自觉。 

体现了精神传承：将“新院对”纳入党史话语体系，是基于其与“党史六对”在精神内核上的高度同频，这种精神内核的同频，让“新院对”自然融入党史话语体系，也让其 “转折密码”的价值更加凸显。

四、“新院对”概念创新的可行性评估 

4.1 概念构建的合理性分析 

“新院对”概念构建具有充分的合理性。首先，从命名逻辑看，它延续了“党史六对”以对话地点命名的传统，如 “荷树对”“窑洞对”“赶考对”等，具有形式上的一致性。 其次，从内容实质看，“新院对”确实是一次重要的历史对话。1947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与师哲在杨家沟“新院”的对话，涉及中国革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再次，从学术价值看，“新院对”首次完整还原了“思想—政策—实践”的链条，填补了“1947 年战略转型期思想准备”的研究空白。 

4.2 传播效果的预期分析 

从传播效果看，“新院对”概念具有良好的传播潜力： 

简洁易记：“新院对”三个字简洁明了，易于记忆和传播，符合党史概念传播的规律。 

内涵丰富：虽然只有三个字，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能够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讨论。 

时代呼应：“新院对”所蕴含的“敢于突破、敢于担当、敢于自省”的精神，与新时代的要求高度契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类似概念的传播经验看，如“两个务必”“ 三个代表 ”“四个意识”等概念，都因其简洁性、时代性和指导性而得到广泛传播。“新院对”同样具备这些特征。 

4.3 理论支撑的充分性 

“新院对”概念创新具有充分的理论支撑。首先，它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毛泽东与师哲的对话有明确的历史记录，发生的时间、地点、参与人物都很清楚。其次，它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四个敢不敢”涉及军事战略、执政能力、责任担当等多个层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期的理论思考和战略判断。 再次，它有清晰的历史定位。“新院对”发生在中国革命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关键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节点意义。 

4.4 实践基础的坚实性 

“新院对”概念创新还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历史实践验证：“新院对”提出的“四个敢不敢”，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人民解放军成功攻克了大城市，守住了城市，打赢了正规战、攻坚战，中国共产党成功担负起了治国理政的责任。 

现实实践需求：新时代面临的许多问题，与“新院对”所涉及的问题具有相似性，都需要“敢于突破、敢于担当、敢于自省”的精神。 

教育实践价值：“新院对”可以成为党史教育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党员干部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精神，提升担当作为的意识和能力。 

五、"新院对" 概念创新的实践应用路径 

5.1 在党史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新院对”概念在党史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首先，可以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深化对1947年前后中国革命历史的认识。通过“新院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战略转型期的思想准备过程。 

其次，可以丰富党史研究的内容。“新院对”填补了“1947 年战略转型期思想准备”的研究空白，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 

再次，可以推动党史研究方法的创新。“新院对”构建了“空间—思想—实践”的三维研究框架，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 

5.2 在干部教育中的实践价值

“新院对”概念在干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它可以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帮助党员干部： 

增强担当意识：通过学习“新院对”，让党员干部认识到在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担当的重要性，增强面对困难和挑战的勇气。 

提升战略思维：“新院对”体现了战略思维和前瞻眼光，有助于培养党员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 

强化使命意识：“新院对”中蕴含的“敢于负起责任”的精神，有助于强化党员干部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

5.3 在理论宣传中的传播策略 

在理论宣传中，“新院对”概念可以采用多种传播策略： 

媒体传播：可以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如电视、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对“新院对”进行宣传介绍，扩大其社会影响力。 

文艺创作：可以通过文艺作品，如电视剧、电影、话剧等，生动展现“新院对”的历史场景和思想内涵。 

学术研讨：可以组织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新院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推动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 

5.4 在文化建设中的价值体现

“新院对”概念在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它可以成为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 

精神传承：“新院对”所蕴含的“敢于突破、敢于担当、敢于自省”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和发扬。 

文化标识：“新院对”可以成为杨家沟红色文化的重要标识，提升杨家沟作为革命圣地的文化影响力。 

教育基地：可以将杨家沟“新院”建设成为党史教育基地，通过实物、图片、场景复原等方式，让人们更好地了解 “新院对”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内涵。 

结论 

通过对“四个敢不敢”总结成“新院对”这一概念创新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新院对”概念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填补了1947年战略转型期思想准备的研究空白，首次完整还原了“思想—政策—实践”的链条，使我们得以看清中国共产党从“农村革命”向“城市执政”转型的“思想关节点”。 

第二，“新院对”概念创新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它与 “窑洞对”“赶考对”形成呼应，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转折期淬炼的执政智慧三部曲。如果说“窑洞对”聚焦 “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之问，“赶考对”锚定 “进京执政、拒腐防变”的执政之誓，那么“新院对”则直面“从农村革命转向城市执政”的执政之备——三者分别从“执政忧患”“执政承诺”“执政能力”三个维度，完整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对“为什么执政、怎样执政”的系统性思考，既丰富了党史话语体系，更推进了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第三，“新院对”概念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为新时代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敢于突破、敢于担当、敢于自省”的精神，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新院对”概念创新具有良好的可行性。从概念构建的合理性、传播效果的预期、理论支撑的充分性、实践基础的坚实性等方面看，“新院对”都具备成为一个重要党史概念的条件。 

第五，“新院对”概念创新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党史研究、干部教育、理论宣传、文化建设等多个领域，“新院对”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将“四个敢不敢”总结成“新院对”不仅有意义，而且意义重大。它是党史研究的新发现，是理论创新的新成果，是精神传承的新载体，是实践指导的新资源。我们应当重视“新院对”概念的研究和应用，让这一历史对话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新院对”纳入党史话语体系，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精神的传承——它让我们记住，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来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以清醒的思考、坚定的担当、务实的行动，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敢”出来的、“干”出来的。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需要这种“敢”的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续写新的辉煌篇章。